全球经济博弈的大赛场是一样的道理。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而准备金，则调节着货币供给，准备金提高，货币供给就会减少。

在此情况下，央行似乎又采取了违反市场逻辑的货币政策。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等到大家都要买房套现时，你是很难斩仓出来的。去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

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中国在一次分配领域存在长期的扭曲状况，由于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原因，造成在一些垄断行业，不需要太大成本甚至不用成本就可以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借此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分配给企业人员。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这是一种体制上的不公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不会取得什么好的效果。最后就是大家比较反感的权力寻租、腐败、灰色收入等，通过种种渠道获取其他收入的问题。

历时八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过程有何变化，改革重点又将在哪？对于改革方案所涉及的现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带头人李实。如果定得高，可能会提高工资收入水平，还会带来失业问题。

以英国为例，在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超过了0.5，但通过税收，通过二次分配，从高收入人群中拿走更多的税款，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低收入人群后，英国的基尼系数差。《21世纪》：也有专家针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李实：最低工资标准是起到保护弱势人群的作用，但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再一个方面是社保、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调整，但即使是放开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变成市民，但到了城市后他们还是低收入人群。若统计进去，差别会更大。

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现阶段的中国显然情况不是如此，在初次分配时，由于各人的能力、社会地位、机遇等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公。但在中国，比如个人所得税存在累退性质，累退税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也带有累退性质，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上去，是扩大收入差距的。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仍旧是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这将是一个涉及民权、市场、社会和权力各自归位的复杂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收入当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到居民身上，但目前这一块太少了，太少的原因是政府老是愿意花钱去搞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21世纪》：居民收入占经济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的状况会不会改变？李实：是否改革取决于政府政策。

《21世纪》：不公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李实：首先是收入差距大。但如果政府收入结构，特别是支出结构加以改变，比如过去可能只有2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那么如果比重提高到40%，居民收入自然会提高。城乡差距是最大的不公《21世纪》：城乡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背后有怎样的制度原因？李实：例如户籍制度。因此说初次分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即可而国家不插手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的分配政策互相分开，企业又分为国企和民企，企业单位又分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又分成当地的和外来的劳动力，外来的劳动力又分成外来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所以会分出来很多交叉等级。中国实行了60多年的城乡差别政策，大家似乎已习惯了，默认了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但这仅仅是计算货币收入或者说显性收入，还没有把暗收入，把城里人能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考虑进去。此外，中央应当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和相关的转移支付方面，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但从2002年以来没有一点缩小的迹象，都处在高位上，大概是3.2倍左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比方说城市里有人才市场、劳动市场，进而还有农民工市场，这种分割再加上身份的区别，造成不同的就业、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

因此它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应该把最低工资标准看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而更多地看作是对弱势劳动力的工资保护机制《21世纪》：刚才说到，收入差距的缩小会是一个漫长过程，除开制度转型层面外，和经济社会发展也紧密相关，例如伴随城市化、城镇化和公共福利均等的进程。

而这将是一个涉及民权、市场、社会和权力各自归位的复杂过程。再分配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现金或实物。要通过税收加大对垄断行业和企业的收入调节。但如果政府收入结构，特别是支出结构加以改变，比如过去可能只有2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那么如果比重提高到40%，居民收入自然会提高。

李实：一个方面是要快速城市化，通过各种政策加快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但从2002年以来没有一点缩小的迹象，都处在高位上，大概是3.2倍左右。

此外，中央应当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和相关的转移支付方面，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如果定得低的话，它对收入分配几乎不产生影响。

在现阶段的中国显然情况不是如此，在初次分配时，由于各人的能力、社会地位、机遇等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公。对收入差距的估计非常困难，因为涉及到如何定义收入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收入当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移到居民身上，但目前这一块太少了，太少的原因是政府老是愿意花钱去搞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社会保障也带有累退性质，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上去，是扩大收入差距的。其次是广受非议的垄断部门高工资，此外这几年公务员工资增长很快，其退休金、享受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在房价高速增长中，能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好处，也引起普遍关注，这是一个分配机制问题。我一直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工资标准、不同的待遇。如果中国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就很难缩小全国收入差距。

同是初中毕业生，农村的和城市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教育质量差别很大。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的分配政策互相分开，企业又分为国企和民企，企业单位又分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又分成当地的和外来的劳动力，外来的劳动力又分成外来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所以会分出来很多交叉等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转移还不够，还是应该伴随城镇化的过程，解决农村的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教育和医疗问题。另外看一下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你会发现能够得到社会保障的群体基本上是中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者得不到。